在改变风俗和推行文化教育方面，曹操同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。

        针对汉末以来社会风气衰败现象，他颁布和推广《礼让令》，以为“斯合经之要矣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并在频繁的战争中积极兴学重教，令“郡国各修文学，县满五百户置校官，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，庶几先王之道不废，而有以益于天下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些行为不但使儒家思想得以延续和播扬，也极大地影响了曹魏大臣及其继位者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魏文帝、明帝乃至高贵乡公曹髦皆能在很大程度上实施措施振兴儒教，而大臣如刘馥、杨俊等也都能在任职一方时兴修学校，传播儒学。

        不仅如此，在家庭教育上曹操重视的也是儒学教育，要求子孙勤读儒家学说，并请精笃儒业者如邢顒、崔琰、邴原等来辅导他们。

        以此故，曹丕“少诵《诗》、《论》，及长而备历五经、四部、《史》、《汉》”，而曹植等也都深受儒学熏陶和影响。

        可见在曹操的思想里，不论是用人还是处事始终都深受着儒术治国理念的影响，在他的价值观、世界观里始终都有着儒家文化思想这杆标尺。

        特别是当统一北方大局趋于基本稳定的情况下，面对人们议论他“有不遜之志”时，建安十五年十二月他颁发了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，于其中他自剖心迹，以齐桓、晋文和周公自譬，强调了自己没有篡汉之心只有忠汉之举、自己将永远忠汉等。

        这让人看到了曹操从心理上无法真正走出儒家“君君臣臣”那一套理念的约束和限制：不仅担忧自身偏离儒家思想，也非常畏惧他人视其言行有偏离儒家思想的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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